杨天宏 | 从“联俄”到“反赤”——吴佩孚对苏俄的认知及其变化
作者杨天宏，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2期，注释从略
从“联俄”到“反赤”
——吴佩孚对苏俄的认知及其变化
杨天宏
内容提要
20世纪20年代初，直系先后战胜皖、奉两系军阀，占居中国政治中心位置。作为对抗手段，粤孙与皖段、奉张联手，组成反直“三角同盟”，国内政治呈波诡云谲之势。与此同时，苏俄开始在中国物色合作对象。在苏俄最初联络的政治角色中，吴佩孚位居前列。与此呼应，吴亦高调“联俄”，不仅主张无条件承认苏俄，接受苏俄建议推进“孙吴合作”，还与苏俄指导下的中共密切接触，推动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吴佩孚此举有其深藏不露的用意。就基本立场而言，吴认同的是自己理解的西方政制，所在派别营垒属北洋直系，“北洋正统”观念根深蒂固，其“联俄”带有对付“三角同盟”的目的，是政治与外交谋略，不宜从政治认同角度加以解读。吴佩孚游移于南北不同势力及俄美之间，给人以缺乏一以贯之的政治主张及外交立场的印象，最终走向“反赤”，却未察现实“黑化”与“赤化”的因果关系与民心向背的变化，这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吴佩孚 苏俄 直系 奉系 皖系
20世纪20年代初，吴佩孚凭借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推进“武力统一”，先后战胜皖、奉两系军阀，一改此前不与闻政治的承诺，开始干预中央政务。在内政上，吴佩孚主张召开“国民大会”以解决国是；在对外问题上，吴坚持反日立场，主张收回日本侵占的山东权益。与此同时，吴佩孚高调“联俄”，在中苏建交谈判期间，主张“无条件承认”苏俄，又在苏俄撮合下进行与孙中山的“合作”，扶持有南方政治家参与的“好人政府”，并与中国共产党领袖密切接触，支持中共领导下的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吴佩孚的政治、军事与外交举措，极大地吸引了世人目光。国内各政治派别、国际上不同的国家，都竞相接近吴。而吴则在国内、国际各种政治及军事力量之间周旋，同时成为英美、苏俄以及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国内各派政治势力争取的对象，成为中国政治、军事、外交举足轻重的人物。
中外人士立场不同，利益迥异，近乎众口一词地赞誉吴佩孚，殊违常理，引出一系列有待探寻的问题：吴佩孚为何高调“联俄”并一度接受苏俄“孙吴合作”的建议尝试与南方合作？他是站在“反帝”立场的民族主义者，还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急先锋和反对激进民族主义的保守主义者？就吴与苏俄的关系而言，为何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苏俄已“弃吴就孙”的形势下，吴在外交上仍坚持“无条件承认”苏俄？既然主张“无条件承认”，为何在苏俄从外蒙撤军及中东铁路问题上却持强硬立场？与此对应，吴佩孚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关系如何？美、英在吴“联俄”的情况下为何还要扶持他？吴究竟“亲俄”还是“亲美”？如果吴属“亲美”派，其“联俄”的真实用意何在？有无肢解反直“三角同盟”的政治与军事谋略考虑？如果有，他又将如何实施并恰当处理与“联俄”的关系？两者可以兼容吗？凡此种种，归结到一点：政治上同时被各方看好的吴佩孚究竟有无相对稳定的政治立场和派别营垒？如果有，吴的政治作为将如何受其制约？其“联俄”的结果及自身的政治归宿究竟何在？
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对吴佩孚个人的认识评价，也关系到对当时中国政治、中外关系复杂状况及其变化的认知，内涵极为丰富，学术价值非同寻常。鉴于既有研究尚不充分，本文拟结合直皖战后吴佩孚的言行及变化，对此略作分析。
一、现象：直皖战后吴佩孚的高调“联俄”
早在1919年，中国与苏俄便已开始接触。当时苏俄为谋求向东方发展，发表第一次对华照会，宣称废除帝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并将中东铁路交还中国。但北京政府怀疑苏俄这种“宽宏大量”的用心，未响应莫斯科展开谈判以谋恢复邦交的邀请，因为接受邀请，就意味着承认苏维埃新政权。当时的北京政府操纵在段祺瑞手中，外交方针明显具有亲日倾向。
直皖战争之后，形势丕变。此时直、奉军阀共同控制北京政权，吴佩孚对筹建中的新内阁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开始成为苏俄的关注对象。大约在1920年初，共产国际代表威廉斯基从海参崴的中国革命者那里获悉吴佩孚支持五四运动、具有“反帝”倾向后，建议莫斯科对吴给予特别关注，这影响了苏俄政府和媒介对吴的认知。《消息报》刊文指出：“吴佩孚在中国诸事变中悬挂他的旗帜，显然，在其旗帜下的新内阁将走上有利于苏俄的方向。”在国内政治问题上，吴佩孚被看作民主运动的领袖。直皖战后，吴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实现南北统一，受到各界高度评价，有外国评论家甚至将他看做“民族救星”。因而伊尔库兹克的苏俄当局把吴视为可以在民族革命中领导中国工人的重要候选人。
从中国方面观察，段祺瑞及亲日的安福系被推翻，为中苏关系搭建起新的平台。为开辟外交新局面，北京政府实施新的对俄政策。作为与苏俄关系正常化的第一个表示，1920年6月，北京派遣3个外国代表前往海参崴会见人民外交委员会的威廉斯基。8月1日，新政府正式停止向苏俄政府支付庚子赔款中的俄国部分，不久，又拒绝承认在北京的苏俄外交部长。这明显与吴佩孚的立场有关。奉命前往洛阳与吴佩孚会晤的苏俄使馆武官格克尔在给越飞的报告中说，吴佩孚是反日的，希望能建立“俄中反日同盟”。在此背景下，伊尔库兹克当局和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开始寻求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其联络对象就包括吴佩孚。
以此为背景，苏俄发出第二次对华照会，再度以废除旧约示好中国，并开始与北京政府展开实质性接触。同年10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远东地区组织派到中国的维经斯基与吴佩孚政府的政务处处长白坚武会晤，讨论中国的现状与未来发展，并介绍俄国的情况。与此同时，威廉斯基发表文章称赞吴，说直皖战争中“吴佩孚的胜利，不仅是革命的胜利，并且是中国社会接近阶级斗争时刻的胜利”，认为张斯麟代表团出使俄国反映了“吴佩孚亲俄的倾向”，对其控制下的新内阁与苏俄改善关系寄予极大希望。
1922年春直奉战争发生，奉张战败退回东北，直系独掌中央政权，苏俄加紧联络吴佩孚的活动。5月22日，共产国际代表霍德罗夫访问吴佩孚，双方谈论了“新主义”的结合、新政治之趋势及远东问题等。以此为标志，吴佩孚的“联俄”逐步进入高潮。
吴佩孚“联俄”的第一个举动是加入“无条件承认”苏俄的大合唱。从1922年开始，苏俄政权逐渐巩固，经济开始复苏，国际地位有所改变。1924年春，英、意两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正式与苏俄谈判，开“无条件承认”苏俄的先例。受其影响，中国国内也掀起“无条件承认”苏俄的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吴佩孚扮演了重要角色。“无条件承认”苏俄呼声甫起，吴就做出响应。中苏谈判开始后，王正廷曾赴洛阳会见吴佩孚，磋商对苏俄的基本立场。后来王在谈判中坚持将“承认”与“悬案”问题分别处理，不以“悬案”问题解决作为“承认”的前提，即与这次会见商定的原则有关。1924年3月15日，王正廷、加拉罕草签的中苏协议被内阁否定，北京政府撤销王谈判全权代表之职，令外交部接手后续谈判工作。为挽回局面，王正廷派专使前往洛阳，寻求吴佩孚支持。吴对政府否定“王加协议”大为不满，立即发出通电，催促政府在协议上签字，认为王加协议“大体均尚妥适，不悖平等相互之精神”，要求政府当机立断，将王加协议“早日妥为缔定，以利国交而敦睦谊”。 20日，吴佩孚再次发电催促签字，称“此事关系国信国权至巨，深望一力主持，仍本原旨，将协定即行签字，勿扰浮誉”。在中苏谈判过程中，吴佩孚共发出6份通电，批评政府，促其批准王加协定。不仅如此，吴还授意直系将领出面干预。经吴联络，齐燮元、张福来、刘镇华等地方大员纷纷发出通电，催促政府承认苏俄。《晨报》对此评论说：“疆吏对于外交问题，本鲜研究，而此次居然态度一致，诚堪令人注目。”
吴佩孚“联俄”的第二个举动是接受苏俄建议，尝试“孙吴合作”，促成“好人政府”出台。1922年8月4日，苏俄代表裴克斯致电加拉罕，提出“孙吴合作”计划。越飞到华后，派格克尔访问吴佩孚，格克尔在访问期间受到最高礼遇，对吴印象极好，称吴及其政治顾问“都说自己亲俄”。格克尔强调：“孙逸仙是中国的思想领袖，吴佩孚是军事领袖，两人联合后将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现在他们在进行谈判，希望他们达成协议。”苏俄策划“孙吴合作”，是希望中国朝着其希望的方向实现统一，包含与美、英等协约国争取与国的外交考虑。
苏俄的计划很快得到孙、吴双方响应。11月7日越飞在致马林的信中说：“昨天李大钊教授告诉我，孙博士已授权现总理王博士（王宠惠）以他的名义同吴将军谈判。”孙为双方合作设置的前提是“护法”，吴佩孚则将“恢复法统”作为“解决时局之要图”，做出尊重《临时约法》及联络孙的姿态，使双方有了可以接近的政治基础。事实上，不只是吴表现出与孙合作的意向，直系其他领袖（如曹锟）也一度赞成双方合作。吴佩孚的政务处处长白坚武记述说：“孙中山预定宣言，主张县自治，反对联省自治，诚乃基本所关，保、洛大喜，许去电劳慰”；“保定曹帅电询欢迎孙中山措辞，即复‘欢迎北来，共商国是’”。由此可见直系最高当局对苏俄及苏俄促成的“孙吴合作”的立场。
由于双方均有意愿，直奉战争结束后不久，吴便发出通电，建议重开国会，作为解决南北宪法危机的首要措施。在与曹锟的联合通电中，吴要求黎元洪恢复其被中断的总统职务，同时建议徐世昌与孙中山分别从北京和广州的“总统”位置上退出。在统一国家及一个总统之下组建合宪政府的主张，曾获得知识界的广泛赞同。吴佩孚发出通电当天，胡适、蔡元培、李大钊、王宠惠、罗文干等人做出响应，在《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号召所有人，无论其党派如何，均联合起来，为建立公开的、组织良好的宪政政府而“努力”。这一切，为苏俄指导下的“孙吴合作”奠定了貌似共同的思想与政治基础。
以此为背景，王宠惠担任总理的“好人政府”应运而生。“好人政府”是苏俄谋划的“孙吴合作”的产物。这届内阁由王宠惠担任阁揆，王是同盟会成员，追随孙中山多年，一直看好吴佩孚，认为吴是北洋军政人物中的出类拔萃者，希望促成“孙吴合作”。除了王宠惠，这届内阁中还有不少亲孙中山的阁员，如内务总长孙丹林、司法总长徐谦，都曾是同盟会重要成员。孙丹林在分析王宠惠内阁的人员构成时说：“此次王内阁之旧店重张，何必拉一徐谦入阁？吾人即于此点可以窥见洛吴左右之空气，盖联孙论犹盛也。”孙氏所言，道明了吴佩孚与“好人内阁”的关系。
吴佩孚“联俄”的第三个举动是“容共”，即容纳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共同推进国内的工人运动。
与“和孙”一样，吴的“容共”也是苏俄促成的，因而也可看作其“联俄”的举措之一。包惠僧说，1921年9月，马林会见孙中山，与孙讨论国共两党合作问题。后来马林回忆说，维经斯基主张联合吴佩孚发展中国的革命事业，马林主张联合孙中山搞国共联合战线，把中国共产党推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但共产党最初对国共联合战线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认为国民党大而无当，并无联合价值。相比之下，吴佩孚思想开明，具有实力，倒不妨尝试联合。为此，李大钊专程到洛阳与吴佩孚见面，随后吴发出一个呼吁劳动立法以保护劳工的通电。值得注意的是，伊尔库兹克的苏俄当局也把吴看作可在中国民族革命中领导工运的候选人。可见从一开始，吴佩孚与共产党的关系中就有苏俄因素参与其间。
从吴佩孚方面观察，为解决与奉张的矛盾，也有接受苏俄建议实施“容共”的需要。直皖战后，直奉两系一度共掌北京政权，但直奉之间矛盾尖锐。直系试图武力统一，其统一范围包括东北，而奉张则有问鼎中原之志。在北京政府人事构成上，奉张的代理人梁士诒一度担任内阁总理，梁有亲日倾向，所属交通系在京汉铁路沿线很有影响，对直系构成威胁。吴在打败皖段之后，自然面临如何处理与奉张关系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吴发现共产党可发挥作用。经苏俄牵线，双方一拍即合。白坚武曾建议吴聘李大钊为顾问。在与李大钊达成的协议中，吴承诺共产党可在直系控制范围内发展铁路工人俱乐部和工人学校，受其保护。作为回报，共产党表示将协助吴消除交通系在京汉铁路沿线的影响，并在战争期间帮助吴运送军队和军用物资。
1922年5月直奉战争打响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铁路工人兑现承诺，积极协助吴利用京汉铁路运送军队。美国人鲍威尔（J.B.Powell）说，正是铁路工人对吴的协助，使吴能够赢得对奉系的战争。吴佩孚将印有自己肖像的奖章颁给铁路工人，而铁路工人也为佩戴这样的奖章深感自豪。可见吴佩孚与共产党的“合作”一度颇见成效。
吴佩孚积极推进“联俄”并采纳苏俄建议“和孙”“容共”，受到苏俄高度称赞。威廉斯基在1922年3月15日致列宁的信中说，华盛顿会议之后，中国的统治集团开始寻找新的出路，试图利用对中国有利的国际形势来为其利益服务。在中国各派政治力量中，“直系的战略地位最为有利，它统治着整个华中和长江流域，这里人口最为稠密，经济上举足轻重。与战争中各派相比，直系势力最大。而吴佩孚元帅作为一个军事领导人连战皆捷，也为自己进一步扩展和巩固势力创造了良好环境”。对吴佩孚在中苏谈判期间表现出的“亲俄”倾向，苏俄更是大加赞赏。直奉战争结束后，威廉斯基从北京前往洛阳与吴佩孚会晤，吴向威廉斯基表达了对俄国的好感，威廉斯基称赞吴促成“中俄协定”签订，认为吴主张“无条件承认”苏俄，表明他与外交界持有不同立场，是中、德、俄联盟计划强有力的支持者。
不仅苏俄，就连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由于吴佩孚高调“联俄”，对吴也不吝赞美之词。曾经坚决反对直系军阀的蔡和森，在吴实施“联俄”之后，改口称赞吴佩孚是“进步的军阀”，说他的言行“带有爱国和反抗强邻的色彩”，认为“吴佩孚的行动像是一个未被国际帝国主义收买的军阀”。作为在苏俄、共产党与吴之间牵线搭桥的人，李大钊对吴更是赞誉有加，称“吴佩孚甚可敬，他的品格甚高，只是政治手腕稍差一点。其实政治手腕也很难说，究竟徐世昌的巧未必胜似吴佩孚的拙。”就连从不轻易褒扬他人的毛泽东，对吴也颇多赞词，在新民学会致吴的信中指出：吴的言行受到国人高度关注和肯定，“近则湘人，远则国人，其视线已尽集将军之一身”。
吴佩孚是一个注重自身形象塑造以争取舆论支持的人。即便如此，他也不一定会料到，直皖战争之后自己“联俄”的言行，会引来如此多的喝彩。
二、问题：吴佩孚的政治认同与派别营垒
然而吴佩孚果真诚心“联俄”并主张中国选择俄国的发展道路吗？苏俄果真是从政治认同立场判定吴是可借以实现其向东方推进“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人选，孙中山果真愿意放弃自己敌视直系的一贯立场与吴佩孚握手言和，而已将“打倒军阀”列为现实政治目标的共产党，又果真认为吴是可以携手合作的“爱国军阀”吗？
实际情况恐不如表象那么简单。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的政治形势颇似春秋战国时代，政治家及其幕僚周游四方，纵横捭阖，政军谋略，无所不用其极，所有角逐各方与对手的合离，都带有政治实用主义色彩，吴佩孚的表现尤为突出。当是之时，直系与皖、奉及粤孙展开激烈的政治军事争夺，内部又呈津、保、洛同室操戈之势。为推进“武力统一”，吴佩孚用尽手段与各派政治势力周旋。为削弱对手，他不惜与对手中的一方暂时结盟；为寻求国际援助，他不顾政府确定的外交方针，同时与多个彼此敌对的国家（如英国与苏俄）接触；为争取民意，他发表很多带有激进色彩的言论，甚至对西方的“代议制”也一度提出尖锐批评，声称苏维埃“代表制”才反映了新的“世界潮流”。吴佩孚的言行，使其基本政治立场与派别营垒归属变得模糊。
然而仔细体察便可发现，吴佩孚对代议制的批评，乃是出于对中国国会制度实践不成功的失望，犹如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中对代议制的否定，偏重“用”的层面，不宜理解为对西方政制的“体”的根本遗弃。从时间上看，吴对国会制度的批评相对集中在段祺瑞掌控中央政权、安福国会运作时期，带有明显的否定安福国会的现实政治考虑，并非从根本上否定代议制度。若撇开皖系当国这一现实政治因素，其基本政治思想认同仍在西方。
吴佩孚政治思想具有的西方近代“民主”属性，集中体现在他倡导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上。其具体办法是：“由各地国民自由集合团体，发表正大之主张”，以“全国民意之主张，为解决时局之标准”。吴佩孚明确指出，国民大会的依据是“主权在民”的约法原则，该原则体现了“国民自决”的“世界潮流”，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希望。吴佩孚的主张，虽就扩大民意代表的范围而言，包含对代议制的部分否定，却未走向苏维埃代表制的政治方向，是西方代议制度的改良版，目的是要解决中国的根本政制建设即“国是”问题。由于旨在改良而非否定代议制，直皖战争之后，吴积极致力国会重建，并最终促成第一届国会的重新召开，完成了制宪和大选。
吴佩孚之所以如此，按照在华美国新闻记者的看法，是因为他的基本政治思想认同是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正在美国兴起的“进步主义原则”。美国学者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发现，为对美国来访者表示友好，吴佩孚曾刻意“把一幅华盛顿的画像挂在‘衙门’墙上，并告诉客人，他的抱负是要为自己的国家做华盛顿将独立十三州联合在一起那样的事业”。甘璐德（Rodney Gilbert）认为，吴佩孚“正在为清除中国的伪军国主义而战斗，他开启了一个能使民主政治顺利试行的新时代”。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认为：“以战争胜利为凭借，吴佩孚主张建立宪政的政府和统一的国家。”罗素注意到，当时有很多人认为吴佩孚是一个“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一位西方作者甚至把吴佩孚比作华盛顿，认为如果吴在对皖、奉的战争中获胜，“中国有可能在这位与其说像斗士不如说更像学者的小个子男人身上，发现足够强大的力量，为自己的国家建立一个‘民有、民享、民治’的理想政府”。
西方国家舆论对吴佩孚思想政治属性的“自由主义”判断，系基于自身立场，虽然这一判断未必准确，忽略了吴政治思想中“封建性”的一面，但也清楚判断出吴的思想政治立场与苏俄立场的区别。
从吴佩孚的政治派别上考察，吴的“联俄”动机也不像一般人想像的那么简单。本来，吴佩孚所属政治营垒并不淆乱，他是直系军人的第二代干城，与曹锟的关系有如师徒，对其忠贞不贰。然而，在苏俄撮合下实施“孙吴合作”，问题趋于复杂。如众所知，“孙吴合作”的一项重要议题为“最高问题”即总统人选的安排。“合作”期间，坊间盛传孙、吴已达成若干协议，其中一项为总统人选安排。按照协议，在未来的政府中，孙将担任总统，吴担任副总统。由于“好人政府”总理王宠惠是孙、吴二人间的联络人，“好人政府”因此成为曹锟等人的打击目标，而吴作为王阁后台，其政治派别归属也因此出现问题。
不仅如此，随着实力增强，吴佩孚开始给人以忘记自己的军人身份认同且“思出其位”的印象，导致与其他北洋派系的矛盾加深，以致曹锟也忍不住向冯玉祥抱怨“吴佩孚干政过勤”，并举例证明其说不诬。舒尔曼认为直系在曹锟的统合下貌似一个统一派系，控制着从长城到长江流域及之外一些省区，外部威胁已经减弱，但曹锟并不能高枕无忧，因为内部关系并不协调，“曹锟的最大危险除了他自己设定的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外，就是派系内部的争斗”。
舒尔曼的观察大体准确，但若仅就曹、吴关系而言，却只反映了一时之表象。因为尽管保、洛渐呈双峰并举之势，政治主张亦不尽一致，但从根本上讲，吴是北洋嫡传，是直系新生代重要领袖，“北洋”是他的基本身份认同，其与保曹的关系是兄弟阋墙，外御其辱，彼此间的矛盾完全可在北洋的组织框架及派系认同内加以解决。当是之时，要实现“武力统一”，直系能打出的招牌只有“北洋”，要守住“北洋”招牌，首先得维护直系内部团结，要维护团结，就得拥戴共同领袖。直系在第一代领袖冯国璋过世后，后继乏人，唯曹锟可勉强扛鼎，曹、吴二人的关系是直系领袖与传人的关系。这一特殊关系定位，决定了吴佩孚对曹锟的态度和基本立场。吴不欲维护直系内部团结则已，苟欲维护，就须拥戴曹锟的领袖地位。
对此，署名“春木”者曾有如下分析：“吴佩孚为北京政府任命之疆吏，直系之嫡派曹锟之长子，此吴所自承者。”春木认为，其他疆吏可以否认曹锟的北京政府，独吴佩孚不可。吴只要仍承认北京政府，则对曹锟政府的内外政策，断无指责的余地。以吴佩孚所处地位，而攻击政府之内外政策，“不啻对外拆直系的台，使直系内部尚无统一之能力，尽情暴露于外”，这无疑是一大政治忌讳。正因为如此，吴处理与曹氏相关之事十分谨慎，在重大问题上对曹锟近乎唯命是从，曾公开表示：“佩孚服从曹巡阅使，为国人所共知。”
这不只是口头表态，能证明吴“服从”曹锟的事例甚多。在中苏谈判问题上，尽管吴佩孚有自己的主张，并为批准“王加协定”奔走游说，给执行“联美制日”外交路线的顾维钧造成巨大压力。但当曹锟派人去见吴，让他住口，吴便噤若寒蝉，不再干预中苏谈判事。在对奉张的立场上，吴态度更加明朗。直奉战争结束后，吴以奉张甫经战败，不相信张还敢向他挑战，不做备战。但当双方战争再度爆发，曹锟去电促其应战且落款“兄锟”，吴立即拟订出师计划，毫不含糊。对此，有人评论说：“凡‘兄锟’等字样电报，皆曹氏个人之意，（吴）将军一接此类文电，奉命唯谨，立即手拟出师计划，亲笔草书八行信纸三十余页，军队如何布防，险要如何扼守，条分缕析，如网在纲。”《北华捷报》评论说，吴佩孚的武力政策“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为了拥戴曹锟，并以此为手段，推进国家的和平与统一”，亦道明了曹、吴关系的一致性。
不仅如此，在最为敏感的“最高问题”上，吴佩孚也注意与曹保持同步。虽然就主张而言，吴希望先宪后选，不赞同亟不可待举行大选，但当选举已实际进行时，吴却能“顾全大局”，不拆曹锟的台。对此蔡和森分析说：大选之前，“一般人民对于吴佩孚还多少保留一些莫名其妙的神秘与猜想，以为吴佩孚对于‘最高问题’始终不赞一词，而与津派又素相水火，即使不与曹锟分家，亦必不赞成其速做总统”。但是吴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立场：“首先颂扬‘有德者正位’的是吴大军阀，首先颂扬议猪‘百年大业一旦告成’（制宪）的是吴大军阀，而硬要外交系组阁的更是吴大军阀。由‘法统重光’到‘大法完成’和‘有德者正位’，正是吴大军阀叱咤风云，一气呵成。”吴佩孚在“最高问题”上的态度，说明同为直系领袖，吴佩孚与曹锟利益的一致性，使研究者有理由怀疑“孙吴合作”期间有关曹吴矛盾冲突的诸多传言，是政治对手分化直系的一种手段。
吴佩孚注意维护与曹锟的关系，与其根深蒂固的“北洋正统”观念有关。作为北洋后起之秀，吴的“北洋”认同十分强烈。1922年5月，直奉战争一结束，吴就高调宣称“‘北洋正统’从此可以巩固”，定下了处理与曹锟关系的基调。陈叔通认为，尽管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吴的自我中心主义不时膨胀，但仍能始终保持对曹作为“直系盟主”地位的承认与尊重，视之为“不能背叛之人”，根本原因在于对“北洋正统”四个字的看重。中共在《对于时局之主张》中亦明确指出，所谓“武力统一，北洋正统，就是当时吴佩孚号召的政纲”。将“北洋正统”提到吴佩孚政治纲领的高度，应当不是言过其实的判断。
吴佩孚强调“北洋正统”并非权宜之计或政治谋略，而是希望以直系为人事班底，建构北洋新“法统”。直皖战争获胜后，曹、吴宣布“法统重光”，看似在恢复《临时约法》建构的法政统系，实际上，旧“法统”的恢复只是一种政治过渡，曹、吴的根本目的是想通过类似章士钊主张的“毁法造法”，重订宪章，建立新的“法统”。在制定根本大法的问题上，孙中山与吴佩孚看似相互携手，实则同床异梦，国会重开后制定的“宪法”与孙中山的“约法”在国体与政体上均存在重大区别。吴看重的是曹锟的宪法而非孙中山的约法，这一点确切无疑。第二次直奉战争失败后，曹锟被囚，吴佩孚高调主张“勤王”，显示出他对曹锟地位的维护。后采纳白坚武建议，将“勤王”改为“护宪”，仍含有从根本上维护曹直地位与利益的用意。
事实表明，尽管吴佩孚算不上现代政治家，其政治思想包含很多中国传统政治的因素，但若一定要在苏俄和西方两种不同政制间做选择，吴佩孚很明显会选择西方，其政治营垒归属是标榜依托美英的直系，“北洋正统”是其基本政治诉求。因而，吴佩孚的“联俄”，如果不是出于外交与政治谋略的考虑，会不可思议。
由于吴与苏俄之间的“联合”缺乏起码的基础与前提，双方很快都另起炉灶，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当吴佩孚尚未正式放弃“联俄”时，苏俄已暗地里“弃吴联孙”。1923年1月13日，越飞在给联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报告中表示：孙中山的力量正在增强，加上与张作霖联手，近期内“很可能成为除吴佩孚还在支撑并可能支撑得住的一个省份和北京周围一小块所谓中国正式中央政府基地之外的整个中国的统治者”；“如果我们不得不在吴佩孚与孙逸仙之间作出抉择的话，无疑我们要选择后者”。基于这一判断，曾经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吴身上的越飞终于向其政府表示放弃“孙吴合作”计划，转而支持孙中山的反直“三角同盟”，并通过签订《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完全抛弃吴佩孚这个曾经的“联合”对象。到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夕，苏俄感觉直系前途无望，段有可能接替吴的地位，暗中与直系内部有离心倾向的冯玉祥通款。作为因应，吴佩孚对内公开联络陈炯明以对抗粤孙，对外则逐渐确立联络英、美的路线，其“联俄”尝试遂告终止。
三、用意：“三角同盟”的形成与吴佩孚的“联俄”
吴佩孚的政治认同与派系营垒归属，决定了他与苏俄的关系只是貌合神离，其“联俄”以及在苏俄指导下的“和孙”“容共”，并无赖以支撑的思想政治基础。真正可与其“联俄”政治行为建立起内在联系的是反直“三角同盟”的成立。
（一）反直“三角同盟”成立与吴佩孚的对策
直皖战后，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各派政治力量开始重新组合。曾在推翻皖系军阀的战争中联手，战后共同掌握北京中央政权的直奉两系矛盾急剧上升。面对吴佩孚极力推进“武力统一”，不甘失败的段、孙与张暗通款曲，而张在感受到吴的压迫后，也有外联段、孙的需要，于是建立反直“三角同盟”的主张提上日程。
在“三角同盟”构建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张作霖。1922年初，张与直系之间矛盾凸显，双方战争迫在眉睫。美国鉴于中国形势，做出直奉战争已不可避免的判断。3月上旬，孙中山派伍朝枢到奉天“报聘”并与段联系。直奉战争爆发前夕，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在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提到来自广州的一份电报，说4月1日下午8点，伍朝枢通知说，奉天方面已决定对直系开战，战争结束后孙将出任总统，段任副总统，安福系成员会被排除，新国会将取代旧国会，新政府将基于联合战线建立，张作霖将支持梁士诒任总理。对此，徐世昌和吴佩孚必须接受，否则将被清除。从舒尔曼的电报可以看出，张不仅暗中与孙、段通款，就连战后包括最高权力分配在内的政治安排，均已虑及。以张作霖提出其主张为标志，反直“三角同盟”呈现雏形。
不过，反直各方显然未料到直奉战争会以奉方战败而告结束。战后国内形势再度变化，战败的张作霖为东山再起，“建议南方政府联合起来反对吴佩孚”。当时的国民党，除陈炯明外，“都认为吴佩孚是主要敌人，无论如何必须把他打倒”。孙中山则用心良苦，希望北方直奉两派自相残杀，两败俱伤，俾南方能坐享其成，因而对张的“联盟”主张，很快做出响应。
1922年12月，孙中山派曾任湘军总司令的程潜前往奉天，与张作霖就“军事进行”展开探讨。就在《孙文与越飞宣言》发表同一天，孙中山给段、张去函言其方略。张在回信中说：“见示与越飞谈话情形，提要勾元，全局在握，老谋深算，佩仰至深。东省接近俄疆，洛吴利其内侵，借资牵制，今得公烛照机先，预为防制，不特东省免忧后顾，即国家边局亦利赖无穷。”以张的回复为标志，孙、段、张就共同对付吴佩孚达成共识。《顺天时报》评论说：“民党对吴，以其素日主张武力统一，积怨颇深，奉方则为复仇计，联络可利用者。”以孙派程潜赴奉密谈及张的态度明朗化为标志，在既有段孙联盟的基础上，反直“三角同盟”正式成立。
面对强大的对手，吴佩孚自然要谋求对策。然而在各方面力量对比中吴并不具备优势。政治上他比不上孙的影响，军事上未必强于张，也没有段那样的北洋元老的资格与辈分。而“三角同盟”不仅抱成一团，内部还分别拥有日、俄的支持，综合力量明显胜过吴。吴自己也预感到将要与张发生一场更大的冲突，形势颇为险峻。在这种情况下，唯有疏离“三角同盟”各方关系，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张，才可能赢得即将发生的战争。
吴佩孚试图肢解反直三角同盟有其现实依据。在三角同盟中，孙中山与张的扣手只是相互利用，孙对张并不看好，二人“联盟”的基础并不稳固。在孙中山眼中，张作霖出自草莽，性同土匪，并不愿真正与他合作。李剑农对孙张合作就不看好，认为南方陈的叛孙，与北方的奉直斗争，表面上是两件事，骨子里却是相联的。陈炯明与直系有联络，孙中山与奉系有联络；奉系被直系打倒，中山北伐成功的希望便已渺茫。“因为此时一般国人的心理都深恶奉系，左袒直系；中山联奉倒直，实与一般国人的心理相反”；“一般国人……觉得吴秀才总比张胡子好，联络张胡子去打吴秀才，未免近于倒行逆施”。既然在孙看来张“性同土匪”，其与张结盟又触犯时忌，吴佩孚自然能找到离间二人关系的办法。
为疏离孙与张关系，吴佩孚做足了功课。吴曾对张继表示，自己是“中山先生志同道合之知己”，希望“中山先生弃却胡匪卖国贼”，即与张作霖与段祺瑞断绝关系，与他“同立百年之业”。吴明知孙对自己并不看好，却不惜作此表示，可见其“和孙”，不过是肢解反直“三角同盟”的一种手段。
对于段祺瑞，吴也极力做工作，试图通过“联合”段，影响卢永祥及孙中山，使之推迟反直行动，以全力对付张作霖。为此，吴曾请在安福系里任职的老同学及朋友陶永鏖联系段，声称直皖战争系误解造成。后来段派人与吴接洽，吴对其表示，他和他的助手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都把段视为老师，直皖战争并非他所愿，战争的发生是因为段被安福系左右，安福系才是他真正的敌人，是他们败坏了段的名声。吴表示自己不希望推翻段，他只是要安福系离开段。
为肢解“三角同盟”，吴甚至不惜尝试与张“合作”，曾通过吴景濂进行试探，企图以直皖战争中“直奉合作”的手法来压迫孙，对三角同盟各个击破。鉴于东北内部存在矛盾，吴还致力于做分化奉系的工作。1922年4月26日，直奉开战前两天，彭寿莘致函奉军旅长李景林，称张作霖“妄纳奸计”“忌才嫉能”，“奉军向属散漫，排斥异己”，“若能弃逆投顺，助直灭贼，功在万世，名垂千古。曹帅、吴使必将借著吾兄，永矢弗替矣”。为对付奉张，他甚至“密遣奉籍学兵回奉加入奉军干部”，试图在未来的对奉战争中，形成“里应外合之局”。
吴的分化离间，致使三角同盟内部关系一度紧张，东北方面一时敌友难分，深感头疼。头脑相对冷静的王永江在战前给杨宇霆写信说：“近闻奉直间空气日近险恶，或系一种作用，或系转入事实，均难预定。此时不在依人，而在反观自身。无论段也，卢也，孙也，皆不过骗我之钱而又耍我而已，毫无可以依赖之处。”
不仅如此，吴佩孚接受苏俄撮合，接纳中共，对国内工人运动示以支持，也是出于对付张作霖的现实需要。直皖战争后，直奉共同执掌北京政权。在张作霖支持下，1921年底梁士诒内阁成立，这引起吴佩孚的警惕和反对。吴佩孚反对梁阁，除了张作霖是梁的后台，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梁控制了北京政府财政，被公认为中国的“财神”。张需要梁帮他巩固对华北的统治，而梁则需要张的支持以建立中央银行，实现对国家金融的垄断，只要共同目标仍然存在，二人的合作就将继续。这种合作，构成吴佩孚实现“武力统一”的最大障碍。
随着吴、张在梁阁问题上争夺越来越激烈，直奉战争已不可避免。正是出于与张在未来战争中争取京汉铁路控制权以利运兵及输送军事物资之需，吴佩孚才会在明知苏俄有在中国推进工人运动发展的政治用意的情况下，仍接受苏俄建议，与共产党合作，制定保护劳工权益的政策，支持京汉铁路工人运动。
（二）吴佩孚对付“三角同盟”的举措与“联俄”的关系
20世纪20年代，大概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各派政治力量的“联俄”都带有政治实用主义色彩。俄国人波塔波夫发现，在最初与苏俄接触的时候，孙中山曾担心，如果协约国查出他与莫斯科有联系，会对他居住在外国租借地及他在中国的工作有影响。所以在与俄国人接触时刻意避免留下任何书面文件。吴佩孚的“联俄”也一样，最初只是出于对付段、孙及日本的需要，颇有继承李鸿章“以夷制夷”外交手段中“联俄制日”方略的意味。
从国际关系上看，巴黎和会中国因美国的失信导致外交失败，国人对美国感到失望，而英国又被国人视为侵华的主要列强，美、英一时无法援引的情况下，吴佩孚自然会将目光转向标榜“反帝废约”的苏俄，目的在于通过“联俄”，对付日本。艾朴如（Bruce A. Elleman）的研究表明，在华盛顿会议前后的中日交涉中，直系掌控的中央政府曾有意识打“苏俄牌”，压迫日本同意将山东的权益归还中国，并将胶济铁路售卖与北京政府。其连带作用，就是打压以日本为后台的皖段以及援引日本的孙、段。
从国内军政势力与苏俄的关系上观察，由于日俄之间存在宿怨，当时与日本有瓜葛的国内军阀，大多对苏俄持敌对立场，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吴“联俄”的外部条件。以皖系为例，正如颜惠庆所言，“段祺瑞是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皖系曾与日本签订中日海陆军军事协定，包含针对俄国的用意，因而无论从外交上还是从军事上考虑，吴佩孚要反日反段，都有联络苏俄的现实需要。奉张对苏俄也持敌对立场。1923年8月22日，加拉罕来华之初，张作霖曾召集孙烈臣、吴俊升、张作相、张学良、杨宇霆、王永江、张寿增等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俄交涉，确定了在承认“劳农政府”问题上“与列国取一致步骤”的立场；在中东路问题上，“无论如何绝不变更既定方针”，坚持中国对铁路的主权，收回自办。对此，《申报》刊文分析说：东北方面出于自身利益及与曹、吴斗争所需，一开始就对直系主导的中苏建交持攻击立场。认为“此项协定断送东省权利太大，曹锟为图固位，欲藉苏俄为外援，遂将东省权利让与俄人，藉以买好”。东北方面对直系“借苏俄为外援”的攻击，从“反面”说明了吴“联俄”的原因所在。中苏谈判开始后，吴极力主张“无条件承认”苏俄，甚至认为“同苏俄签订协议是他取得最后胜利的必要条件”。可见为对抗反直“三角同盟”，吴对苏俄的援引何等迫切。
对吴佩孚应付三角同盟的各项举措与“联俄”的关系，《大公报》记者有清楚的认知，曾以中苏建交谈判为例分析说：中俄交涉因吴佩孚干涉，要求无条件承认苏俄，批准王加协议而忽起极大风波。吴氏此举原因有二：一是吴本人“原有勾通俄匪，扰乱东三省时局之活动，使奉张自顾不暇，而后进行对奉计划”；二是“中俄问题解决后，吴知奉张对于外蒙，并无余力经营，倘俄兵撤退后，纵然奉张能派兵填防，吴亦极乐意。盖此着足以分散奉张实力，如奉张不能接收外蒙，而吴则可派冯玉祥前往。故吴日来对于中俄协定，再四催促从速签订”。《大公报》的分析，道明了吴“联俄”的用心所在。
华盛顿会议召开后，国际局势发生变化。此时，“英日同盟”废除，美、英联手结成对日同盟，而华会有关中国山东问题的决议，迫使日本吐出巴黎和会期间侵占的山东权益，改变了国人对美英的观感，直系联络美英（尤其是美国）的顾虑减少，无需再借助苏俄来对抗日本。加之直皖战后联合执政的直奉两系矛盾加剧，苏俄对直系态度变得暧昧，吴佩孚遂调整其对外方针，公开实施“联美制日”，对苏俄的态度从一度积极接洽变成敷衍。尽管尚未与苏俄分道扬镳，但与苏俄的接触已从最初多少有些诚意，完全变成对付反直“三角同盟”的外交手段。
吴肢解“三角同盟”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舒尔曼在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曾就直皖战争前后的形势细致分析，指出：直系北京政府“正执行一项安抚敌对阵营领袖的政策，各方联合反对直系的可能性正明显削弱。安福系除了浙江的卢永祥之外没人控制武力。段祺瑞这位安福系领袖已被提供一笔抚恤金，作为以往为国家效力的报酬，尽管他拒绝接受，却引来对（曹锟）总统的赞扬，将其视为一个忠实可靠的人，一个北洋各派有价值的同僚……对于国民党来说，孙中山的命运再次接近最低点……已出现越来越明显的迹象，孙正准备逃离广州”。正是由于成功肢解了反直“三角同盟”，吴佩孚取得了直皖战争及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胜利。
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形势丕变。苏俄在吴、孙和陈炯明之间徘徊，虽一度看好吴，但最后选择的合作伙伴却是孙。在这种情况下，吴佩孚虽未立即停止“联俄”举措（仍在呼吁“无条件承认”苏俄），但也只是在“反帝”语境下邀取时誉的一种手段，行为上已表现出虚与委蛇的意味。至于“孙吴合作”更是缺乏实际内容，吴接受苏俄提出的“和孙”建议，很可能是想以迎合苏俄的方式把苏俄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这边，从外交上孤立孙并削弱其力量。因而才会出现与孙“合作”的同时，暗中支持陈炯明倒孙的情况。
不过吴佩孚的做法多少有些弄巧成拙。其分化策略虽一度使孙处境艰难，却促成了孙与奉张更加紧密的结盟，导致“吴佩孚在陈（炯明）一边，张作霖在孙文一边”。孙中山的政治声望加上张作霖的军事实力，明显加大了吴佩孚“武力统一”的困难。1922年12月29日，孙中山致函王永泉称：“北方全局已呈瓦解之象，曹吴以权利冲突，恶感日深，……我方与奉、皖推诚相与，形势既佳，而川湘各省亦皆倾附。”所谓“北方全局已呈瓦解之象”，固不免夸大其词，但也道出了孙、张结合给吴造成的困境。
四、归宿：从积极“联俄”到竭力“反赤”
在肢解反直三角同盟的过程中，因不断与国内外曾经的政治对手周旋，吴佩孚的思想与政治行为表现出极大的矛盾且前后变化，致使苏俄方面对其“联俄”以及与此相关的“和孙”“容共”的真实用意产生怀疑。
1922年8月19日越飞写信给吴佩孚，明确表示：“我在北京感受到的却是中国政府对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谈判抱持着某种不信任态度，可看出是在观望我方如何动作。”此时正当直奉战争之后吴氏势力如日中天之时，越飞不满情绪的针对性，吴当心知肚明。不仅如此，由苏俄撮合的“孙吴合作”也因吴对苏俄的不信任而无实质性进展。对此越飞同样致函吴佩孚，称吴怀疑孙对张作霖过分亲近，因此拒绝委派孙丹林与他会谈，其实孙也同样怀疑吴和陈炯明有联系并因此不信任吴。凡此种种，越飞意识到，吴佩孚的处境决定他“不仅会反孙，而且会反苏”，所以建议孙中山从思想上和舆论上为孙吴未来的兵戎相见做好准备，并把孙吴失和的原因归咎于吴。
由于意在对付反直“三角同盟”，非真心“联俄”，吴佩孚与苏俄、共产党及孙中山并无合作的政治基础，其“联俄”的三项举措均未朝着他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就中苏恢复邦交谈判而言，吴极力主张的“无条件承认”苏俄为顾维钧的“有条件承认”取代，吴支持签署的“王加协议”也被北京政府否定，吴虽为此奔走呼号，但曹锟一打招呼，吴马上就噤若寒蝉，不复吭声。就“孙吴合作”而言，吴佩孚多次向苏俄做出的改组政府的承诺始终没有兑现。而作为折中方案且被视为“合作”产物的“好人政府”，成立不过72天，就因罗文干案发生，在曹锟施压之下解散。
有鉴于此，苏俄对吴佩孚的态度从暧昧转向明朗，开始实施“弃吴联孙”政策。提出这一主张的恰是倡导“孙吴合作”最起劲的越飞。经过一段时间观察，越飞发现“孙中山与吴佩孚的关系日益恶化”，要继续促成二人合作已不可能。以1月26日《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为标志，吴佩孚的“联俄”为孙中山的“联俄”所取代。
值得注意的是，吴佩孚与苏俄的分歧不仅表现在中国国内政治派系复杂多变的斗争中，更表现在中东铁路和外蒙问题上。其中外蒙问题尤为关键，是吴佩孚不能取得苏俄“信任”并最终放弃“联俄”最重要的原因。
辛亥革命发生后，中国政制转型，蒙古少数上层分子乘中央政权未稳，表现出离心倾向，实行“自治”。皖系执政期间，徐树铮出兵蒙古，外蒙一度取消“自治”。苏俄政权建立后，一方面承认中国对外蒙的主权，另一方面暗中扶持外蒙独立，使问题复杂化。鉴于在外蒙古问题上吴佩孚的一贯立场，反对独立的蒙古王公曾拜访他，请求派兵进驻蒙古，表示蒙古将依照每个省区都供养军队的办法为军队提供粮饷。对此，吴曾明确表示，将组建一个精锐师进驻蒙古，迫使其取消独立。
中苏建交谈判期间，外蒙古问题正式提上双方议程。越飞在这个问题上一度持同情中国的立场，他告诉莫斯科的上层：蒙古问题“是我们对中国政策中的一个致命点，一个敏感点”。越飞的态度令苏俄领导甚为担忧，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经会议讨论，决定给越飞发出强硬指示，强调苏联在蒙古问题和中东铁路问题上维护苏联国家利益的立场。托洛茨基在给越飞的信中强调，苏联宣言放弃帝国主义政策并不是要以“放弃我们的财产权为先决条件”，声称苏联不能无偿将中东铁路转让给中国。作为前期建交谈判代表，越飞只能按照苏联中央政治局的意见行事。
1922年11月18日，格克尔带着越飞致吴佩孚的信前往洛阳，信中强调苏俄政府对蒙古的立场。鉴于越飞立场改变，吴佩孚一改此前与越飞委婉周旋的态度，措辞强硬地回答越飞：“关于从蒙古撤军问题，上一次格克尔顾问到洛阳来时已经达成协议，即一旦中国能够接收蒙古，俄国军队就立即撤走”；“蒙古属于中国，中国政府本身会尊重蒙古人民的意愿，没有必要节外生枝。中国中央政府不承认所谓的蒙古政府，因此中国政府难以承认蒙古政府与俄国政府所缔结的条约是有效的”。由于双方态度强硬，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主张“派军队先行接收外蒙，俟事实解决，再与俄方磋商修改协定条款”的呼声高涨。当时有人宣称：“外蒙俄兵现在只有千余，中国派兵接收，可谓正当其时。”加上军方人士及蒙古王公摇旗呐喊，出兵蒙古的计划传闻甚多，其中就包括吴佩孚出兵蒙古的计划。而吴佩孚向报界公开其与越飞的联系，明确声称在外蒙古问题上决不讨好苏联，似乎也从侧面印证了传闻中的计划。吴的主张直接影响到中方谈判的基本立场。谈判中，外交总长顾维钧要求完全将中东铁路交给中国控制并要求苏俄军队“无条件”从蒙古撤退，强调在双方推进实质性谈判之前就必须如此。这一切，令越飞大失所望，从而对吴失去信任。
吴佩孚对苏俄立场转变，除了在国家主权问题上对苏俄意存防范外，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英国的影响。事实表明，英国方面为促成吴佩孚反对苏俄做足了功课。在北京，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James William Ronald Macleay）一直竭力弥缝吴佩孚同张作霖之间的争执，试图把他们拉到一起，组成“巩固的反赤联合战线”。麻克类曾派人去保定见吴佩孚。麻克类强调，这样做是为了“把我可能施加于他的个人影响带给他”。
作为对英国方面反苏俄主张的回应，1921年初，直系操控的北京政府向英国提出两点要求：1.中国有权使用购买的英国飞机以打击俄国等外敌；2.容许在沈阳和保定建立副机场并将去年夏天被夺走的飞机置于中央政府控制之下。同年4月14日，外交部在致驻英公使顾维钧的电文中指出，经再三考量，中国对苏俄的方针不得不略为变通，但有四项“先决问题”须由英国政府承认，其中一项是苏俄代表团来京，“不准传布与中国社会不相容之主义”。外交部明确表示，之所以设此先决条件，“实以中国人民对于劳农主义咸怀疑惧，故不能不酌提条件，以免日后发生意外误会”。外交部这一立场，应该与北京政府正着手制定的在苏俄问题上“与协约国保持一致”的外交路线有内在联系。
正因为如此，第二次直奉战争失败后，吴首先想到的是向港英当局求援。1925年9月，他派前驻奥公使杨晟将军等人为代表，分别去见香港总督司徒拔（Reginald Edward Stubbs），以采取行动反对广州“过激党政权”为交换条件，要求借款300万元。司徒拔表示乐于提供帮助，他甚至既未同北京使馆也未同广州领事馆商量，就直接向伦敦的殖民部发出电报，提出从金钱、物资甚至军火上向吴佩孚提供援助。司徒拔在电报中称：“假如我们明确表示，我们的行动不是反对中国，而是为了中国反对布尔什维主义，中国那些确实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头脑清醒的人，肯定会欢迎陛下政府作出的任何干预。”尽管司徒拔不久被一位新总督取代，他的提议一时未见下文，但吴佩孚与英国的关系及其所受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中共二大宣言指出：“最近的奉直战争，在吴佩孚方面，英、美帝国主义者站在他的后面，为的要协助吴佩孚打倒日本在北京的优势，达到他们自己把持中国政治中心的欲望……吴佩孚战胜以后，北京政府渐渐落在亲美派的官僚手里，这是美国实现对华政策一个绝好的机会。”中共的分析清楚说明了吴佩孚与英、美的关系。
在英、美影响下，吴佩孚很快表现出“反赤化”的行为倾向。他在致国务院的呈文中曾专门提到日本的“过激主义”，声称：“近阅报章及东瀛通讯，日本过激派，欲实行社会革命主义，风潮甚恶。果尔，则区区三岛，秩序一乱，对外实力必减。仰乞我总理转请大总统速令我国驻巴黎专使，乘日本内外不能兼顾之时机，对于山东问题，据理力争，以达交还目的。”由呈文可知，在吴佩孚心中，“过激主义”是一种恶性风潮，是致乱之源。虽然吴氏此言针对的是日本，却从侧面反映了他对国内“过激主义”的立场。
这种对境外“过激主义”的防范自然会在国内有所体现。在直皖战争中，吴佩孚发表《驱除安福系宣言书》，指责安福系是“卖国党”，他警示国人：“若一任潮流之激荡，坐视国民之起而自决，其影响所及，有不仅政党之更迭者，或不幸而为俄国第二，其谓之何，是诚大可虑也。”因担心中国成为“俄国第二”，主张以“政变之手续，消沮未来之革命”，可见其“反赤”的政治立场。
正因为对“过激主义”持反对立场，1923年1月，吴佩孚从部属处获知，中国的劳工运动很可能已变成苏联指导下的“国际激进化运动”，加之《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签署，苏联“联孙”的态度明确，于是吴立即改变立场，下令逮捕京汉铁路工人运动的组织者李大钊并镇压工人运动。吴佩孚立场的改变是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签署之后12天，两者在时间上如此接近，说明了吴佩孚对苏联及其指导下的“国际激进化运动”的真实立场。吴佩孚“反赤”立场明朗后，一度对其抱有希望的共产党亦改变主张，喊出“打倒惨杀工人的军阀吴佩孚、曹锟”的口号。
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冯玉祥倒戈相向，导致直系败给反直“三角同盟”。对于已经“赤化”的冯玉祥，吴佩孚亦极力主张讨伐。
吴佩孚对“赤化”的警惕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从直皖战争期间因担心中国成为“俄国第二”而采取相应防范开始，其反“赤化”立场一直没有大的变化。1926年，当北伐顺利推进时，吴佩孚再次与曾经的政治对手张作霖联手，以反对“赤化”为由，抵制国民革命军的北伐。1927年秋吴佩孚战败转到四川，在奉节县第八师讲武学校毕业典礼上，还念念不忘反对“赤俄”及受其影响而“赤化”的国民党。他认为民族、民生、民权为中国固有，并非孙中山新创之学说，但现在已破坏无遗，破坏该学说者，在外为“俄之苏维埃政府”，在内则是国民党“赤化”政权。1930年，在对川陕边防军官佐及本部随员训话时，吴佩孚仍不忘“讨赤”，认为“赤化党”就是历史上的黄巾赤眉及李闯，要人们再也不要受“迎接李闯王，天下不纳粮”这类宣传的欺骗。
然而，在“大革命”潮流一日千里的背景下，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执行“总理遗嘱”继续其未竟革命事业的“赤色”语境中，吴的“反赤”努力均以失败而告终。
五、 结论：时代选择与吴氏悲剧
直皖战争结束不久，杜威发表文章，希望人们“记住一个胜利者首脑的名字，他的军队打了一个以寡敌众的特殊战争，这个名字就是吴佩孚”。杜威认为，吴佩孚“不是为了直系而去攻打安福系，他一开始就宣布他是为国家消除军人对文官政府的控制，为反对出卖祖国的卖国贼而战”。差不多同时，福莱萨在《英商公会月刊》上撰文评论说：“亲日派被打倒了，下台了，因为出现了一个民族英雄，即吴佩孚。他有头脑，善于思考，有精力从事行动，有才智能够成功，有目标可以为之奋斗。他也许不是个政客或政治家，但他显然是个有品德的人，现在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中国将依赖他以取得良好政策的新开端……吴佩孚身上集中了国家的全部希望。”对吴佩孚的推崇和期望，溢于言表。
然而，拥有实力并一度被人寄予厚望的吴佩孚并未实现统一中国的梦想。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吴败给了反直“三角同盟”。吴佩孚由胜转败的原因究竟何在？
我们不妨从身份认同角度对此略作分析。如前所述，吴佩孚曾标榜自己只是个军人，不懂政治。第一次直奉战争获胜后，他受邀在国会发表演说，恳请国会将其“入祀武庙”而不“入祀文庙”。在《致各报告声明不干政》一函中，吴声称“佩孚分属军人，敬当奉命惟谨，干政之嫌，向所兢兢以避者，今兹宁敢躬蹈”？吴佩孚的两次表态，明确了其军人的自我身份认同。
如果只是单纯的军人，吴的表态符合现代政治军政分途的原则，值得赞许。然而在当时的中国，群雄并立，形同战国，要像秦王扫六合那样，以武力推进统一，不谈政治何啻梦呓。白坚武说：“乱世师长以下可以不通政治”，“师长以上则应具政治之常识及其方略，不然则［无］自立之道。有时以善因而得恶果，更无从言报国之一途矣”。美国人鲍威尔分析吴失败的原因说：“吴佩孚曾是中国最有实力的军人，他一再强调，他只是个军人，不懂政治。这也许能够说明他失败的原因，因为中国的战争，政治因素往往比军事因素更起作用。”
由于不得不与闻政治，标榜自己谨守军人职分的吴佩孚未能履行诺言，至迟从直皖战争开始，就深深卷入现实政治，无以自拔。吴佩孚的传记作者章君谷认为，吴由气焰冲天到一败涂地，“其间关键可能是他不懂政治、不能政治、不可政治，却无法不卷入政治的旋涡”。白坚武认为，吴“用兵之道尽矣，施政则尚有待”，盖“为政贵在提纲挈领，多干涉反以致败”，对吴佩孚“施政”手段不成熟，提出尖锐批评。吴佩孚十分注重自我形象塑造，然而，标榜不谈政治却深陷政治，陷入政治却不能应付裕如，通过如此形塑，人们更多看到的是一个心口不一、手段笨拙的军政领袖形象。端纳称吴是个“没有希望的政治家”，或许正有鉴于此。
就政治认同而言，吴佩孚常给人以主张西方现代民主政制的印象，然而他对西方政制的理解却极为肤浅。顾维钧说：“吴佩孚将军平时强调宪政，却并不喜欢国会议员。我很怀疑他是否懂得代议制政治的原理和概念，虽然他为人诚实，是一个干练的军人，并且拥护传统道德和法律。”对现代政治理解的肤浅是北洋时期几乎所有政治家的通病。唐绍仪在1926年3月的一次谈话中说：“中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最为严重而迫切的问题是对封建主义的回复：军队是私人的军队，军事长官占据地盘，并视为个人和集团所有，当成自己的独立王国，为所欲为……这就不难理解，何以这些军阀会不惜牺牲一切，也要守住其拥有的一切，并想方设法增加其所有。”唐绍仪所谓“对封建主义的回复”在吴佩孚身上有明显体现，以至后来有学者认为，吴佩孚的政治思想中并无外国的东西，充斥其头脑中的“完全是国货”，是中国的传统。虽然吴佩孚不一定是近代军阀中最顽固守旧的，但其身上的“封建主义”缺陷，与其他军阀并无二致。
就“联俄”的举措而言，吴佩孚也表现出一个军政领袖的不成熟。中苏谈判期间，吴一方面加入“无条件承认”苏俄大合唱，运动直系大员逼迫政府批准“王加协议”，与曹锟支持的外交总长顾维钧大唱反调；另一方面又顾及“北洋正统”这一政治认同与派别营垒归属，表现出对曹锟的尊敬与服从。这一首鼠两端的做法，不仅表明吴在思想政治上缺乏定见与稳固的立场，也暴露了直系的内部矛盾，给苏俄在谈判中持强硬态度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机会。就苏俄撮合下的“孙吴合作”而言，本来二人貌合神离，缺乏合作基础，但为对付奉张及争取国际银行团贷款，在明知孙将自己视为主要敌人的情况下，却毫无节制，发表大量谈话恭维孙中山，以致传出在未来政府最高位置上，将有“孙正吴副”安排的说法，激化了直系内部的矛盾，使曹氏兄弟将注意力放在吴身上，给真正具有贰心的冯玉祥提供了可乘之机。就如何处理与不同国家的关系而言，直系在直皖战后出于抵制日本之需，一度协调与苏俄的关系，但外交上执行的是与协约国保持一致的路线，这在华盛顿会议前后，尤其明显。但作为直系大员，吴明显缺乏一以贯之的立场与主张，一旦激情“联俄”，便似乎忘了基本外交立场。结果俄国人认为他要巴结美、英，美、英却因他“联俄”而怀疑其立场有变，弄得自己敌友不分，进退失据，期望的外交援助，无论是来自苏俄者，还是来自美英者，都未能如愿获致。
与苏俄分道扬镳后，吴转而全力寻求美、英支持。但英国作为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当时正处在国人民族主义运动冲击的风口浪尖上，难以脱身；美国则因华盛顿会议“和平主义”原则的确立，在中国国内政治军事斗争中标榜“中立”，虽同情直系，却未能给予实际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吴只得独自支撑。但仅靠自己的力量又难以战胜反直“三角同盟”，加上内部离心，尤其是冯玉祥倒戈，致使吴佩孚内外交困，最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败下阵来，完全失去对中央政权的控制。
之后吴佩孚一意揭橥“反赤”旗帜，看似回归本来立场，形式上也貌似解决了“联俄”期间政治行为表现出的内在矛盾，却仍然是其政治生活中的败笔。吴未能意识到，中国现实政治与社会的“黑化”对“赤化”即苏俄扩大其在华影响起到的催化作用。胡政之曾著文讨论“黑化”与“赤化”的关系，认为中国社会及政治的严重“黑化”，使国人不满现状，日思革命，试图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躐等而上，建成“最新最好”的制度，而俄国的“革命性”正好对应了中国急于改变现实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讨伐赤化者，反致促进赤化”。虽然1924年以后，国内反“赤化”呼声一度甚嚣尘上，但已不是主流。
一位在华美国博士注意到吴佩孚失败与其所作“反赤”政治选择的关系，他说：“此次吴子玉失败，就坏在题目太大，因为‘赤化’乃是思想问题，伏在人心中间，不是武力可以打得倒的。我今年五月在汉口见着吴氏，曾劝他换个名义，或用正国军，或用定国军，不要再用‘讨赤’名义，因为‘讨赤’的仗，是永远打不完的。”这位美国博士或许与吴关系不错，故能直言相劝，他告诫吴不要继续“讨赤”，无疑说到了问题的关键。事实上，由于深受现实政治与社会“黑化”之苦，到“大革命”高涨的年代，“赤化”已从当局宣传中的“洪水猛兽”，逐渐成为歧路亡羊的中国思想政治发展路线上的重要选择，为越来越多的国人认同，已成为“思想问题”而“伏在人心中间”。20世纪20年代初国内诸多民意调查反映的国人思想政治认同“由美徂俄”的变化，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正是依托广泛的“民意”支持，国共两党共同推进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并取得预期成功。从这个维度观察，无论吴佩孚对苏俄的立场是否含有基于民族主义、旨在维护国家主权的考虑，他所选择的“反赤”政治路线，已明显是在逆“民意”而行，不合时宜，这是他在政治、军事上遭遇失败且再也没能东山再起的一大原因。吴佩孚作为一颗政治新星的陨落，演绎了近代中国不懂政治却又不得不与闻政治的军政人物的历史悲剧。
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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